近日评阅硕士学位论文，读到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议论，其大意是：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之后，我国法律人才的地区分布越来越不均衡；在许多欠发达地区，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本来就少得可怜，但通常的情况是，考生一旦通过考试，就义无返顾地奔向大城市或立即辞职做律师；如果再不对司法考试制度作相应的调整，考试的次数越多，欠发达地区的法律人才还会越来越少……
这样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现象：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较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或东部发达地区，在基层或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绝对数量较少，所占比例偏低。根据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能否得出结论：欠发达地区的法律人才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如果事先假定：只有那些通过了司法考试的人员才是法律人才，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都不是法律人才，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得出“欠发达地区的法律人才已经越来越少”的结论。但是，这个前提性的假定显然是有疑问的。因为，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也可能是法律人才，甚至是非常优秀的法律人才。
最典型的例子是马锡五。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地区，创造出一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审判方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区，马锡五显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官，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法律人才。但是，如果要让他参加今天的统一司法考试，通过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通不过司法考试的马锡五算不算法律人才呢？如果连马锡五都不算法律人才，那么，在60年前的陕甘宁地区，还有谁是法律人才呢？如果一个法律人才都没有，那些司法机构为什么还在运行呢？大量的纠纷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起码的社会公正又是如何维护的呢？
如果我们承认，不能通过司法考试的马锡五也是法律人才，甚至是难得的法律人才，那么，我们对于法律人才的理解就不能过于褊狭：掌握正式法律，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当然是法律人才；熟知乡土规则，善于解决纠纷，但却不能通过司法考试的马锡五也是法律人才。法律人才的不同类型，源于法律知识的不同类型：关于国家正式法律的知识是法律知识，关于民间习惯、乡土规则的知识也是法律知识。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法律知识的不同类型，又源于法律本身的不同类型：既有官方法，也有民间法。官方法以正式的法律文本作为基本载体，民间法主要流行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日本学者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一书，早已对不同类型的法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比较。
也许有人会认为，60年前的马锡五与今天的中国法官，已经没有可比性了；马锡五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法律人才，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代表性，因而，法律人才的标准只能坚持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通过了国家的司法考试。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虽然马锡五时代的解放区已成历史、已属往事，但是，“乡土中国”并没有退场。在幅员广阔的中国乡村，尤其是内陆地区的乡村社区，大量的民间习惯、乡土规则依然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乡土中国”的背景下，众多的法律操持者与60年前的马锡五一样，依然在借助民间习惯、乡土规则，游刃有余地履行着“定分止争”的神圣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