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反商业贿赂需要协同作战”。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反商业贿赂的基本权力在工商总局手中。该局在1996年制定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事实上，市场交易过程出现的商业贿赂问题，不仅工商机关有权查处，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赋予其他一些行业监管部门执法的权力。这种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混乱状况导致了不同部门在对查处商业贿赂的标准把握上存在分歧，执法尺度不一，“或争或推”，加大了执法成本。司法机关要加强执法部门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要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坚持违法必纠；对行贿犯罪必须依法追究，商业贿赂的动机是谋取利益，但是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在打击力度上，应当把行贿和受贿同等对待；要提高执法队伍水平，做到查处案件时又狠又准。另外，要抓住重点对象，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生产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商业贿赂的受贿对象，往往是掌握着相关项目的审批权、许可权和物资采购权的政府部门的官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必须高度重视对掌握相关权力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监督制约，加大相关案件的查处力度。
第二、制定《反商业贿赂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贿赂行为也在不断翻新。为了进一步打击商业贿赂，应加紧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目前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上个世纪80年代酝酿起草的，仅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一般性规定，必须根据新形势加以修改完善。我国现有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存在内在缺陷，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建议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中有关商业贿赂的条款，同时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以整合、统领现有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在该法中，应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作为其他法律、法规相关规则的基础；明确商业贿赂的民事责任，具体规定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利益的损失，并分别规定具体的计算、确定方法；按照主管统一、职权明确、措施有效、程序正当的原则，设计规定反商业贿赂行政监察程序规则，确定一个统一的商业贿赂查处机关，增加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种类和经济处罚力度；建立有利于促进商业活动主体自我约束的制度；规定有关反海外贿赂的规则。
第三、对存在商业贿赂现象的机构要加强制约。法律的监督成本相当高，有时候甚至高到难以执行的程度。例如让法律来监督每一个医生是否收受了回扣，实际上是不太可行的。而让各大医院来监督医生则容易得多。如果医院对于接受贿赂的医生严厉制裁，对于行贿厂家的药品拒之门外，那么医生和经销商自然不敢造次。可是医院监督医生的积极性不可能来自于内部，而只能通过医疗体制改革，让医院的成本受到外部严格的审查和制约才能实现。
第四、必须让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部分国有企业成为商业贿赂的温床，主要是这些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不足，对于成本的变化不敏感。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商业贿赂的存在，对于采购方来说，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成本的提高将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业就会千方百计防范自身的采购漏洞，将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受贿的可能性降低了，行贿的自然减少了。
第五，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抓住不放。要重点在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取得新进展。一是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二是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三是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领域的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
来源：金路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