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拟出台严规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据了解，当公务员被达到6次符合规定的八种有效投诉后，即可予以辞退。另据了解，投诉人对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的工作作风、服务态度方面提出的投诉，由投诉人负举证责任。
此消息一出，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笔者注意到，很多人都流露出“半信半疑”的态度——公务员被有效投诉6次后将被辞退，固然体现出政府“严管”内部人的决心，但被投诉6次才举起“辞退利剑”，这种惩处貌似严格实际上过于“宽松”。其次，被投诉人是公务员，接受投诉与实施问责的是政府部门，“婆婆罚媳妇”能落实到实处吗？
如此疑虑看上去不无道理，其实是一种“误读”。我以为，“公务员6次被投诉辞退”的价值和作用，不在于“辞退多少公务员”，而在于引入和加强了公共监督，对制度监督构成了有力的互补。对于公务员的工作作风、工作效率、服务态度等方面，以制度的形式明确接受公共投诉，这个投诉与接受投诉、落实投诉的过程，是一个让大众参与公务员评价的过程，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监督机会，相对于以往单一由组织部门考核的评价机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实际上，“6次被投诉”就是“6次被监督”——“6次”是数量亦是公共监督的机会与渠道。监督能否平稳着陆取得实效，考验着政府的公正与智慧，还有待于观察；但敢于赋予公共监督的机会，本身就是一种积极态度的表现。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整饬“吏治”的巨大决心，政府也不会打开“公共投诉之门”。
这里，有必要厘清一个问题：出台“公务员被有效投诉6次将被辞退”的问责制度，目的不是为了“辞退”而是“督促”。要达到“督促”公务员整体履职效能和服务态度提升的制度目标，制度必须要具有“宽严结合”的特征。换言之，要充分给予被投诉公务员反思与改过提高的机会和时间，不可“一棒子打死”。试想：一个公务员的服务不热情被群众投诉，有关部门接到一次投诉查实后立即予以辞退，严倒是严了，但效果呢？可能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广州即将执行的此种“问责制度”于情相合于理无悖——“受到有效投诉或被检查发现三次的，本人本年度考核评为不称职，予以轮岗或降职；轮岗或降职后又受到有效投诉或者被检查发现三次以上的，予以辞退。”
规范公务员的职责行为，制度监督与公共监督都不可或缺。制度需要做的，就是保障公共参与监督的机会。在此方面，广州市的做法值得提倡。当然，不能否认，“公务员6次被投诉辞退”在现实中的运作存在沦为形式主义的可能，也或许需要在运作中逐步完善和规范，但作为一种引入公共监督的公务员评价奖惩新举措，我们却不能因某种担忧就全盘否定其应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