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最近，广州市草拟了两个严格约束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行为的办法。依据这两个办法，当公务员达到6次符合规定的八种有效投诉后，即可予以辞退。并且，除了对工作作风、服务态度方面的投诉由投诉人举证外，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的投诉，均由被投诉机关或公务员负担举证责任（4月17日《新快报》）。
广州市这一举措，令人颇感欣慰。这不仅因为它厘定了机关、公务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边界，细化了有效投诉的具体内涵，更在于，与此前类似规定相比，明确规定了多数投诉的举证义务，必须由当事的行政机关或公务员来“自证清白”。很明显，这必将大大增加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认真履职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公众的投诉成本以及相应的投诉风险和压力，势必大大减轻和降低。
不过，若进一步推敲，尤其对照《公务员法》进行分析，上述办法仍然不乏瑕疵之处，比如说，“6次符合规定的八种有效投诉后，即可予以辞退”中的“6次”这个数量规定，就不无“太宽”之嫌。从报道中列举的属于“有效投诉”的8种行为来看，其中许多行为实际上都属于严重玩忽职守的范畴，如“在办理行政许可时，对于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或者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而依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予以辞退”。———既如此，被6次有效投诉才辞退，是否显得太过“宽容”了？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
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是整个公务员管理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基本制度。然而，现实中由于具体操作执行设计的宽泛、软弱，应有的优胜劣汰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人事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3年，全国年均辞退率不足0.04％。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公务员报考行情火爆异常，公务员职业日益成了公众眼中的“铁饭碗”、“金饭碗”。公务员职业太过稳定绝非幸事，因此，用类似“投诉6次被辞退“甚至更严格的要求让他们具有必要的“危机感”，是当下不容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