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农科
一个为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行政法规，在历经数年打磨后，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为继《行政许可法》之后，政府的又一次自我革命行动，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决心，更标志着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代从法规层面上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条例》完全可以视作中国政府走向民主、透明、法治的又一个里程碑。
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想观念、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的制度，必然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寄希望于条例的实施，成为各级政府迈入信息公开时代的良好开始，让民众能够更加通畅地与政府平等交流，共享公共资源。但一个好的制度，需要一个好的制度生态，从观念转变到技术支持，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仍然可能成为实现公开的软肋。让公众真正从信息公开中受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信息公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不是政府对公民的恩赐。实际上是政府将公民应该享有的知情权、管理政府事务的参与权、对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信息资源共享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自觉交还行动，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条例》实施的初衷，问题在于，并不可能依靠一个《条例》，就解决政府公务人员知与行的统一。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是《条例》的强调的一个重要理念。但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完成。道理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们在信息公开的路上，已经经过了并不短的探索，一些地区也已具备政务公开的实践经验，但必须承认，实质性的突破并不多见，停留在形式上的东西还比较多。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公务人员形成了排斥公开的意识，习惯于提高警惕、口不多言，“秘而不宣”的工作模式，那些并非涉及国家安全的绝密信息，完全可以让大家知道的普通信息，也经常被神秘化。换句话说，在很多政府公务人员那里，政府是要管民众的观念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被管的人自然没资格要求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并没有让利益相关人知晓，偶尔公开一些皮毛，反倒觉得是自己转变作风的成果，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信息公开，是推行政府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
一些曾经进行信息公开预热的地区和部门的实践说明，没有政府公务人员思想认识的提高，没有政府公务人员观念的转变，信息公开就会在所谓的“保护政府机密”的外衣下，堂而皇之地被异变——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不想公开就秘而不宣。
信息公开是一定意义上的约束，《条例》要求政府公务人员自觉置身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既然是监督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加上我们各地政府内部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仍存在局部小团体利益，信息公开将对这种部门利益产生直接威胁，抵制公开就成为现实的可能。
政府信息公开要以一定的经济支持为后盾，实施《条例》需要一定的投入，既然是监督的一部分，如何将投入落实到位就是问题。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愿不愿意花钱买监督？而没有投入，实施《条例》就没有了物质基础，信息公开就可能形同虚设。
政府信息工作是一种政府服务工作，它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的质量。《条例》对公开信息的范围，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按照公开的方式，条例将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划分为主动公开信息和依申请公开信息。如此看来，提高公开信息的质量，仍然有相当大的作为空间。比如，外界普遍关心的执政成本问题。具体到一年的公车消费是多少？公款吃喝是多少？违法乱纪的案件查处了多少？
这些信息既不是国家机密，不属于不能公开的信息，又是群众最想知道的，能不能列为主动而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换句话说，老百姓是有要求公开这些信息的权利，但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究竟能履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意愿，所以，这里面仍然有一个政府信息公开谁说了算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