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上，曹操的形象是鼻子上一块白，一副奸臣样子。人民群众的忠奸喜恶，风格上似乎倾向简约，往往忽略了历史的真实及人性的复杂。就曹操其人，笔者的定位，是成定天下大功的谋略英雄。
曹操是三国时代，对当时社会、以后历史做出贡献最大的一位英雄式的人物。
无论对百姓，还是对封建君王来说，曹操都可算是功臣。东汉末年，中央集权衰微，地方豪杰并起，诸侯纷争鼎鹿，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老百姓，曹操诗《蒿里》描述当时情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逢乱世，一生戎马，大刀阔斧地剪除分裂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使北方人民有一个相对安定环境发展生产，安居乐业，是个顺应历史要求，益于人民的英雄。就汉室而言，国都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烧光，后又经李傕、郭汜、韩暹、杨奉乱政，落到皇帝无居所，百官“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地步，“宗庙乏祀，社稷无位”。曹操建许都，置百官，修造汉天子宗庙，“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国志?魏书》），对汉室有再造之功；其后，曹操征吕布、灭袁术、袁绍、刘表等，平定三郡乌丸，击退了鲜卑族侵扰，“班叙海内，宣美风俗”、“敦崇帝族，表继绝世”（《三国志?武帝纪》），对汉室有“定天下”之功。
一定程度上讲，曹操还是个忠臣。董卓乱京，逼汉献帝禅让，曹操谋杀董卓不成，逃归老家，首倡义兵，召集十八路诸侯伐董。各诸侯各怀鬼胎，谁都不思进取，是曹操大呼：“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愤而独自率自家兵追打董卓，可见，曹操求的是“定天下”的功业，比起勤王的各诸侯，忠得多了。他灭掉称帝的袁术和有称帝野心的袁绍，就连汉献帝的策命也说：“此君之忠于本朝也。”
可以说，汉室在群雄逐鹿的环境得以延存，全靠曹操。东汉灭亡而出现三国鼎立，那是曹操死后的事，曹操本人也说过：如果天下没有他，不知道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曹操被舞台戏剧为代表的后人骂为奸臣，是因为他的儿子曹丕篡汉立魏，儿子的罪过株连到老子，不足为论据。
曹操的人格其实很高尚，他对关羽守约，由着关羽千里走单骑，有情有义；被刘备一时瞒过（刘备浇园种菜，韬光养晦，煮酒论英雄时大智若痴，后来借口带兵往徐州截袁术，趁机脱身），醒悟后不派将追杀，守信。曹操对付的是各怀野心、又有军事后盾的诸侯，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难免在运用谋略时有阴险的一面，但不同于刘备称帝天下的“大志”，曹操的大志是统一天下，他是位真正的英雄，不以帝王位为重，为实现定天下的最高目标，忍担黑名，牺牲小我。反观刘备，口口声声匡扶汉室，却不见他做过一件有利汉室的事，倒是曹操，虽然黑名显著，却真正匡扶了汉室。曹操抛弃小我顾全大局的胸襟很令人感动：张绣降后又哗变，杀了其子曹昂、爱侄曹安民和大将典韦，后来又再次投降，曹操封他为列侯；毕谌、魏种等欺骗曹操，后来兵败遭擒，曹操“唯其才“而仍然重用他们；刘备被吕布所逼来投，明知此人“非池中物”，为不失天下贤人之心而不杀刘备。曹操的心态是与刘备英雄决战于疆场上，不像周瑜，对待英雄的方法是阴杀。
“惟哀民生之多艰，忍把魁首黑名担。不驱兵马屠逆已，几人称帝几人王。”曹操的谋略气势上阳刚，操作性很强。曹操很有实干精神，常得策辄行，行动上勇于尝试，不怕失败。兵败赤壁后，一路被东吴军追杀，被刘备军伏杀，却能大笑着评价诸葛亮的用计，充分表现了其人逆境中的乐观精神。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视兵强马壮的袁绍等如草芥，直抒胸臆，豪气干云。
曹操的用人谋略非常高明，“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三国志?武帝纪》），放权让人才充分发挥，这是他功业取得的根本原因。
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上屯田，恢复农业生产，足食以资兵；军事上以法治军，战略上篾视敌人，战术上则重视敌人，知已知彼，因敌变化而致胜，都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比不上的。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致文学家，历史已有定论。
曹操的谋略比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高明更大的体现在对教育的重视、对后辈人才的培养上。曹操攻克袁绍后，甚伤“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令郡国各修文学”，办学校，举教育，“整齐风俗”（引文见《三国志?武帝纪》），加之曹操待人、用人以诚，当时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大批谋士、文才出众人物。相反，蜀国的刘备，本身谋略阴深、虚伪，他喜欢如赵云这般武艺高强、容易用礼教笼络的人物，而诸葛亮一生唯谨，小家子气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必然疏于提供机会让人才磨练。蜀国的文武人才似乎最多，其实最缺乏，以致后期“蜀国无大将，廖化为先锋”。三国末，蜀、吴后继无人，日渐衰落，而魏却人才辈出，文事武略鼎盛。蜀吴之亡、魏晋之胜，合其势也。
